余華英一審判死：寬嚴相濟的時代標本

□王顧左右

備受關注的余華英拐賣11名兒童案，終于等來了一審判決。9月18日，貴陽中院判決余華英犯拐賣兒童罪，情節(jié)特別嚴重，影響特別惡劣，判處余華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9月18日羊城派)

(資料圖)

雖然在程序上，一審判決尚未生效，余華英也當庭宣稱要上訴，這名惡名遠揚的人販子最終是否以死刑立即執(zhí)行畫上句號，還存在不確定性。但線上平臺網(wǎng)民壓倒性的叫好之聲，已如期而至。從轉(zhuǎn)發(fā)“拐賣兒童死刑”的接力，到一宗真實個案的落地，中間夾雜的是難以計數(shù)的受害家庭悲痛欲絕的哭聲，跨越經(jīng)年，揮之不去。

隨著數(shù)字時代的到來，社會管控的加強，指紋、DNA、人臉識別、身份證以及遍布城鄉(xiāng)的監(jiān)控攝像頭等，已為堵截拐買拐賣構(gòu)筑起一道堅實的屏障。從發(fā)案數(shù)據(jù)來看，拐買拐賣犯罪已大幅下降。不時攪熱輿論的個案，以“拐”這一行為所發(fā)生的時間而言，也多發(fā)生在十幾年前甚至更早。如余華英案，最早的案發(fā)時間已是三十年前。據(jù)檢方指控，從1993年到1996年，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余華英和龔某良一共拐賣了來自多個家庭的11名兒童。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余華英的這三十年，恰如一部三十年司法斷代史。

據(jù)澎湃新聞報道，2000年，余華英曾因涉嫌拐賣兒童被抓。當時，余華英被邯鄲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兩個月后釋放。2004年，她在云南再次作案時被抓。彼時，她和丈夫均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并以假身份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服刑期間，余華英獲減刑三年。出獄后，余華英一直無事，直至曾被她拐賣的楊妞花找到親生姐姐后報警。楊妞花于2022年找到貴州警方，并提供線索，最終，貴陽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的民警將涉嫌拐賣楊妞花的余華英抓獲。

如果司法有溫度，余華英應該也是一只先知春江水暖的“鴨”。今天的司法生態(tài)，已不再是嚴刑峻法，取而代之的是寬嚴相濟。從認罪認罰從寬，到少捕慎訴慎押，再到刑事和解的推廣適用，刑事司法整體上的確是“輕”了。但輕刑化并不表示放棄重罰嚴刑。寬嚴相濟的全面理解，是根據(jù)犯罪的具體情況，根據(jù)案件性質(zhì)、情節(jié)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實行區(qū)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罰當其罪，確保辦案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統(tǒng)一。

當寬嚴相濟遇上余華英案時，從嚴、從重成了多數(shù)共識。在刑法中，拐賣兒童是極其特殊的一類個罪。人倫之痛，莫過于骨肉分離，天各一方卻杳無音信，拐賣兒童刺中的，正是這樣的人間至痛與親情撕裂。

被拐賣犯罪傷害的親情，是永遠的傷害，既無從復原，也無法彌補。很多花費了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奇跡般找到孩子的父母，往往陷入“找到即失去”的宿命。父母還是當年的父母，孩子已不是當年那個孩子。沒找到時，總覺得還有希望;找到時，剩下的總是無法回到過去的失望。

如此人間至痛至悲，錯不在父母，更不在孩子，而在拐買拐賣的犯罪人。三十年司法經(jīng)驗表明，對這一犯罪在刑罰上的輕縱，事實上造成了類罪的多發(fā)，且屢禁不止。當風險低于收益之時，總有人愿意鋌而走險——更何況，即便進入司法程序，這條路有時也并不太“險”——余華英的前兩次判罰恰好作為那個時代的注腳。

一紙死刑判決，并不是大眾的狂歡，而是遲來的司法正義。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即所犯罪行對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別嚴重和情節(jié)特別惡劣的。一言以蔽之，死刑仍是遺憾的必要，是作為社會對付不堪改造的犯罪分子的一種不得已手段。慎用不是不用，而是要堅決做到依法從嚴，讓犯罪人罰當其罪。

拐賣11名兒童的余華英，給11個家庭和他們的摯愛親朋帶去了一生的噩夢。兩進宮仍以假身份欺瞞司法，說明并無悔改之心——其危害不可謂不“特別嚴重”，情節(jié)不可謂不“特別惡劣”。在余華英面前，那些堅持要圍繞死刑存廢辯論一番的人士可以消停一會兒。想想那些深陷在拐買拐賣犯罪陰影中的父母們，想想那些暗夜里的哭聲，珍愛孩子還在身邊的幸福。(羊城晚報 作者是知名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