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精神衛生日,精神心理問題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和突出的社會問題。近年來我國醫改成就顯著,人民健康保障得到進一步提升,隨著《“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持續推進,大眾對健康的意識不斷增強,尤其是對精神類疾病越來越重視。而政府以患者治療需求為出發點,陸續出臺多項重要政策,力爭解決患者治療的各種困難。

降低精神分裂癥疾病負擔還需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精神分裂癥作為一種復發率高、致殘率高的嚴重精神障礙疾病,該癥在全球范圍內給患者、家庭、醫保付費方及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社會負擔。社會各界應進一步完善疾病負擔的風險分擔機制,通過充分的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障促使患者獲得系統的抗精神病治療和功能康復,從而在降低精神分裂癥的疾病負擔方面起關鍵作用。

從全球治療理念和趨勢來看,長效制劑的使用已成為精神分裂癥治療的主要手段之一。中華醫學會精神醫學分在結合國際治療前沿和自身臨床實踐的基礎上,于2020年推出《抗精神病長效針劑治療精神分裂癥的專家共識》,呼吁在精神分裂的治療中,把長效針劑的使用作為重要的策略使用。

目前,廣東、上海等部分地區通過推廣長效藥物,在完善精神分裂患者社區管理方面取得較顯著的成效。其中廣東省將長效針劑費用不納入該病的支付限額,直接計入基金最高支付限額。部分城市和地區從市級層面通過“醫保報銷+救治救助+財政兜底”等方式推動長效針劑使用,保障市域范圍內精神分裂癥患者應用進入國家醫保目錄的長效針劑,全覆蓋推廣使用長效針劑。但是,在我國的大多數地區,普及精神分裂癥的長效制劑治療還面臨諸多挑戰,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精神分裂癥治療的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

普及精神分裂癥的長效制劑治療之所以迫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治療成本的考量。精神分裂癥的治療成本包括了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前者包括了直接醫療成本(藥品、住院、門診費用,長期照顧服務費用及精神和軀體并發癥的治療費用)和直接非醫療成本(執法費用、收容所費用和交通費用等);后者包括了患病或過早死亡給患者帶來的生產力損失,以及照料者提供的非正式護理

根據《國外醫學-醫院管理》刊登的《精神分裂癥治療的費用分析[J]》研究顯示,由于反復發作需要再住院或加強照顧所造成的直接成本, 較治療單次發作的治療成本高出約100倍。多數國家研究結果表明,間接經濟負擔遠高于直接經濟負擔,發展中國家患者治療率偏低、新型抗精神病藥的使用率較低、醫療保障能力有限,也導致間接經濟負擔占總成本的比重高于發達國家。根據《精神分裂癥的經濟負擔研究[J]》發布的研究數據,中國患者的直接經濟負擔與間接經濟負擔之比為1:31

也就是說,提高患者服藥依從性,有效預防和減少患者病情復發,是降低精神分裂癥治療的成本的最有效方案。

普及精神分裂癥長效制劑治療的社會意義

普及精神分裂癥的長效制劑治療,提高患者服藥依從性,有效預防和減少患者病情復發,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意義。

1、有效降低醫療成本,復發和再住院是精神分裂癥最主要的成本驅使因素, 而依從性不佳、中斷治療是引起復發和再住院的主要原因。據統計, 高達2 /3的患者對治療部分依從或完全不依從。以我國首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并開展全球注冊的創新微球制劑為例,國外藥物經濟學研究結果表明, 利培酮微球作為全國首家自主研發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藥長效針劑,與長效氟哌啶醇、奧氮平等口服藥相比, 利培酮微球兼有臨床和經濟的雙重優勢。由于其安全性和依從性好, 復發率和再入院率低, 相應的遠期再住院費、檢查費、掛號費以及因就醫而產生的交通費、食宿費、誤工費和陪護照顧費等等均可減少,帶來直接和間接的經濟學益處。擴大使用這類長效制劑增加了少量的藥品支出,卻大大降低了整體的醫療成本。

2、幫助患者及家庭顯著獲益,因病情控制良好, 部分患者可離開家庭、醫院或照顧機構, 重新走向社會, 不僅減輕社會負擔, 同時也會減輕患者自身的家庭負擔,促進患者功能恢復和回歸社會,提高生活質量。減輕患者家庭經濟壓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3、有利于提升疫情防控下的社會治理與公共衛生安全,癥狀嚴重的患者其行為會失去控制,易發生毀物、傷人等事件,給和社會治安帶來重大隱患,特別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境下,患者不配合疫情防控也會帶來諸多風險。普及精神分裂癥的長效制劑治療,能夠降低患者社區隨訪管理負擔,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創新精神衛生社區治療管理路徑和新模式,有效提升公共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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