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描述：
做城市研究、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就是要把優秀的作品“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我認為學者不僅要進行理論研究，著書立傳，傳承后世，更要將理論應用于實踐，加速文化資本化的過程，讓每一個人都能從中受益。
城市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跨學科和綜合性，雜糅城市文化學、城市經濟學、規劃學等學科為一體。單一學科是無法解決城市問題的，因為城市本身就是一個有機綜合體。如果研究者沒有綜合的知識背景，對城市的認知就會出現偏差。所以必須要對城市整體進行把握，對城市發展規律進行把握，對城市所具有的發展動力要素進行把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4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100多年的城鎮化發展歷程，進入城市社會時代。同時，這40年也是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有6-7億農民進入城市，他們改變了生活場景，改變了生活方式，改變了價值取向。如馬克思所言，城市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社會發展的中心。城市帶動了社會的發展，成為社會發展的主體,我們規劃發展城市，實際上就是在建構中國社會的新型發展動力和地域生產力結構。
研究城市，要博文廣識，為后世立新說
一位好的學者應該有三多，即看讀多、著述多、立論多，而三多當中唯立論為大難也。那如何才能成為一位有立論的學者呢？一定要博覽群書，一定要有跨專業的知識儲備，一定要有廣泛的社會實踐基礎。
1998年，結合自身多年從事城市、經濟、歷史、文化研究的實踐經驗，將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移植到城市研究領域中，首創了“城市文化資本”概念與范疇。該理論強調資源是可以創造的，特別是文化資源，同時城市的文化資源可以產生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因為文化具有包容性，所以“城市文化資本”理論的應用范圍是非常廣泛的，涉及眾多學科，比如城市規劃、旅游規劃、文化創意、經濟學等。
2006年，在進行國家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中國城市化理論重構與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時，針對中國城市的環境壓力和世界范圍的能源短缺,我提出了“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模式”,試圖在中國的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過程中尋找一條有本土化特色的發展道路。理論提出后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李迅在《關于中國城市發展模式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對國內外的城市發展模式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和研究，將“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模式”與世界一流的城市發展模式置于同等地位。
另外，我還提出了“中國本土化城市形態”理論，如何建構、發展、強化自己民族的符號是很重要的。比如中國棋盤形、中軸對稱的城市格局，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符號，也是被世界認可的一種符號。我們這代人做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要能夠成為100年以后的城市記憶，這是一個學者的擔當，更是一個民族的擔當。
一個有價值的理論可以成為城市頂層戰略的要素，可以表明城市的發展方向。而一個好的研究作品，可以強化提升城市的核心競爭力，也就構成了文化創新的土壤。創新的土壤，比創新本身更重要，發展的方式比發展的本身更重要。
研究城市，要經世致用，為人民謀幸福
城市研究要解決社會問題，尤其要解決社會發展中最緊迫的問題。我認為一個好的城市規劃方案要能從宏觀上指明城市的總體發展方向，在中觀上能有效系統處理問題，在微觀上能夠從社區層面解決具體問題。
2010年，我帶領團隊到湖北蘄春縣做縣域規劃，當時的蘄春縣還是一個貧困縣，村落分散，人口外流。我們針對蘄春縣是李時珍的家鄉以及當地已有基礎的中藥材種植業，提出“藥旅聯動”發展戰略，而后我們進行了詳細的方案編制。我們做了千億產值分解，將生產任務分解到每個部門，甚至是每戶農家。十多年來，蘄春一直在踐行當初的規劃，我們也一直在跟蹤服務，現在蘄春的“蘄艾”“艾都”形象已經深入人心。“蘄艾”產業直接帶來了這個區域整體的進步，直接推進了這個縣城的國際化，直接給人民帶來了就業機會，讓這里的人民更有幸福感。
高淳“國際慢城”是我們創造的一個“就地城鎮化”的樣板，鄉村的人民不再需要向城市遷移，因為我們為鄉村建構了一個城市生活場景，這里甚至比城市更好。如孟德拉斯當年所寫的法國鄉村一樣，這里的冰箱比城里大，這里的房子比城里大。而且我們還策劃了節慶活動，現在每年春天高淳都會舉行“國際慢城節”。當地的年度旅游人次高達1171.5萬（2019年），給地方帶來的收益也是可想而知的。
這樣的村鎮我們改造了很多，進行了村落的景觀化和產業化。更重要的是，在規劃中我們把發展地方文化和復興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作為社會未來的規劃者，應該抱著“能改變一個村莊就改變一個村莊，能改變一個城市就改變城市”的心態，去研究城市，去規劃城市，更重要的是時刻惦念為群眾謀幸福、為地方謀未來，用生命贊美城市。
城鄉即吾鄉，城市研究即生活，研究城市已然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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