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 夕陽西下，湛藍的印度洋旁，數十名半裸上身、膚色黝黑的土著男青年在廣場上一齊吟唱，卻又聲部各異，宛若南島版本的阿卡貝拉。他們的歌聲像是伴奏，在為印度教神話《羅摩衍那》故事的上演營造氛圍。
突然間，一名打扮成白色神猴“哈奴曼”的演員闖入舞臺，搔首弄姿，戲弄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管他們是東南亞人、白人、南亞人還是東亞人，在猴子們生長的神廟公園里，眾生平等，所有到訪者都要面臨“猴子”的戲弄，眼鏡、手機、水壺、帽子、零食，隨時隨地都可能被這些貪玩的“猴子”偷走。
剛剛步入表演現場的“哈奴曼”。儀式高潮處，頭戴黑色面具的表演者拿起麥克風，用印尼語、巴厘語、英語問候在場所有的觀眾，歡迎他們來到巴厘島旅游，觀賞這場獨具巴厘特色的克差舞（kecak）表演。而后，黑色面具者再用中文、日語、韓語、俄語、印地語等語言說“謝謝”，以感謝觀眾的到來，并盡可能地向更多國家的游客致意。克差舞表演的看臺上，人們緊挨著坐著，聚精會神。他們中有著來自中日韓的東亞面孔，或是情侶，或是一家大小；也有游客裝扮有著濃郁的南亞色彩，顯然來自印度教的發源地——印度；還有著典型背包客形象的白人，他們一副明顯被“東方魔力”給迷倒了的神情；許多不同信仰背景的印尼國民也在這里度假，有的女生穿戴希賈布，有的沒戴。熱鬧的場面，配上堪稱完美的海景和夕陽，讓人不禁感慨，巴厘島這個“旅游天堂”又回來了。
(資料圖片)
2020年3月疫情在印尼暴發，印尼政府在全國推行“大規模社會限制”（PSBB）政策，當月，入境印尼的游客總數下降了64%，一些酒店的入住率甚至歸零。以旅游業為生的巴厘島更是首當其沖，據《經濟日報》報道，巴厘島超過六成財政收入來自旅游業，疫情讓巴厘島經濟嚴重萎縮，增長率約為-10%，在印尼國內墊底。
“大規模社會限制”一直持續到2022年12月30日才完全解除。《福布斯》雜志今年7月的一篇文章用“繁榮”形容疫情后的巴厘島旅游業，文章稱，以外國游客抵達人數而言，巴厘島已幾乎從疫情中恢復過來。然而，今年5月發生在巴厘島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情侶遇害案”及其頗具疑點的調查結論，卻讓許多中國游客——這一疫情前占據巴厘島游客數量約五分之一的群體——望而卻步，在中國社交平臺上，人們對印尼和巴厘島旅游安全表達了擔心。
巴厘島究竟還是不是“旅游天堂”？“天堂”之下的人間又是怎樣一幅圖景？
中斷與復蘇
今年6月，巴厘知名海灘庫塔（Kuta）一家特產禮品售賣中心負責某巴厘本地品牌咖啡銷售的斯里（Sri）見到我時表現出了驚訝。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她沒有見過中國面孔的游客。見我試著用印尼語和她聊天，她笑著用華語回應說：“你會一點點（sedikit）印尼文（bahasa），我也會‘一點點’（中文）——‘多少錢？’‘試一試這個咖啡’。”
這家本土咖啡豆品牌的老板是定居香港的印尼華人，斯里已為這家公司工作數年。她向我展現了自己的親和力和推銷能力，還和我聊起了曾在2000年初風靡整個印尼的華語流行音樂組合F4。“有哪個印尼人不知道F4？道明寺，道明寺！我們都很喜歡，也很希望中國游客回來！店里有一段時間一個人也沒有，我們總是想問，疫情什么時候能結束，中國等國家開放了嗎？”斯里用印尼語說。
“過去3年，游客少了太多太多。以前有很多中國游客來買東西，2020年到2022年他們無法來巴厘旅行，我們的市場自然會受影響。”這家售賣中心的負責人巴斯塔（Basita）清晰記得，自疫情暴發后就陷入了停頓狀態，營業時間大幅減少，甚至干脆不開門，這一直持續到2020年9月。2021年，企業開始不得不開除一些員工。據巴斯塔估算，這家售賣中心在疫情期間營業額虧損了約20%到30%。
疫情影響了品牌和購物中心的營業額，更影響了普通職工的收入。2020年以前，斯里一個月能賺到3000千印尼盧比（印尼人多以“千盧比”做日常交易的單位，1千印尼盧比約合人民幣0.5元），疫情期間顯著下滑，至今也未完全恢復，她現在每月收入大約2000千盧比（約合人民幣1000元）。
為了生存，一些巴厘島本地商家嘗試創新，將產品轉向內銷。一家當地知名葡萄酒莊的家族傳承人告訴我，巴厘島的種植園有一年三熟的條件，生產的葡萄酒在過去主要供應給來島游玩和在國際上購買本地特色酒品的西方游客。“西方白人游客少了之后，為了吸引本地、整個印尼以及鄰近亞洲國家的顧客，我們推出了改良口味的甜味葡萄酒。本地‘土酒’Arak（椰子烈酒）也成了我們更著重推銷的產品。”
由Arak調出的雞尾酒，是巴厘集市活動上的熱銷產品。伴隨著全球旅游業的復蘇，根據印尼官方數據，今年1月至4月，已有140萬人次外國公民訪問巴厘島，2019年的同期數據為180萬人次。6月到訪的巴厘島的外國游客更是達到了單月106萬人次。“巴厘島正承受著大量新游客的壓力。”《福布斯》文章寫道，出現在巴厘新聞上的爭議話題，已從旅游業受重創，轉變為針對大量新游客的服務和管理、文化沖突、簽證政策、酒店價格飆漲、以及是否需要提升入境巴厘的簽證費用等話題。“印尼旅游業開始復蘇。我們希望能有更多中國游客到訪印尼。我們去年年底制定了在2023年吸引740萬人次游客訪問印尼的目標，希望巴厘島能完成其中至少50%的目標。”今年5月的“巴厘島情侶遇害案”發生后不久，印尼旅游和創意經濟部副部長阿玉·馬蒂尼（Ni Made Ayu Marthini）向來自中國的媒體再次強調了這一目標。
阿玉·馬蒂尼是巴厘人。她與巴厘省副省長佐科爾達（Tjokorda Oka Artha Ardana Sukiwati ）等出身巴厘的行政、旅游、商務部門高官在系列活動上多次強調，巴厘旅游是安全的，民眾熱情好客，這里是一個“最美麗的、最好的”旅游目的地。
“我們的旅游有著強大的文化底蘊，并與時俱進。這里有許許多多的節慶、活動、藝術表演，山、湖泊、沙灘、島嶼、鳥類棲息地等自然景觀數不勝數。巴厘53%的預算來自旅游業，這對經濟、巴厘人民、巴厘政府至關重要。巴厘政府要盡可能地滿足全球旅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從背包客友好的民宿到豪華酒店，所有人都能在巴厘島體驗賓至如歸。”阿玉·馬蒂尼進一步推介道。
烏魯瓦圖神廟的懸崖與海例外與現實在千島之國印尼，有著數不清的島嶼、上千種族群、700多種語言。顯得并不緊密的島嶼版圖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國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前宗主國荷蘭建立的殖民體系。以作為通用語的少數族群語言馬來語為國語和工作語言，印尼成功地讓來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民眾團結在一起。
而在印尼眾多的族群中，巴厘人尤為顯得驕傲：巴厘語曾在上世紀初形成自己的文學脈絡，其語言傳承也未曾中斷。游客落地巴厘的伍拉·賴國際機場，便能看見同時用羅馬字母和傳統巴厘字母拼寫的、源于梵語的巴厘語問候：“歡迎您的到來（Om Swatiastu）”。
不僅如此，與全印尼約86%人口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結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約86%的巴厘島民眾信仰印度教，繁榮的印度教文化在全印尼獨樹一幟。與來自發源地印度的版本不同，這里的印度教徒可以吃牛肉，種姓制度雖然存在，但其對工作和婚姻的影響似乎不如印度種姓制度高。“100%的巴厘人”詩哇（Shiva）如數家珍般和我說道，“巴厘人有獨特的‘卡南沙里’（Canang Sari）祭拜儀式，我們巴厘人要在特殊的節日向印度教的神們供奉物品。讀高中時，我每周四上校時要身穿名為戈巴亞（kebaya）的巴厘傳統服飾。我們作為印度教徒也要踐行‘朝圣’（tirta yatra）的旅程。”
巴厘人經常供奉神明，巴厘島隨處可見Canang Sari儀式的貢品。巴厘人積極塑造自己在印尼內外的“例外”形象，而這也得到了很多印尼人，甚至外國人的認可。一些在雅加達玩激流金屬樂隊、愛騎機車的年輕朋友數年前就曾向我感慨，巴厘島對他們而言就像天堂一樣，因為在巴厘飲酒不會引來非議。今年6月啟程參加巴厘支教旅行項目的大學生小胡，對雅加達和巴厘的體驗也是兩重天。“我入境印尼是先從雅加達開始，當時我對雅加達的印象特別差：針對游客的指示等于沒有、深夜機場功能停擺、城市的街道又臟又讓人感到不安……”巴厘則讓她體驗了兩重天，在小胡看來，即使這里的經濟不比雅加達發達，交通、環境也有許多問題，但她的“人生最美妙快樂的一次旅行”在巴厘實現了。“這里環境美、活動豐富，體驗太好了。迷人的甘美蘭音樂和舞蹈、海邊的快樂酒吧、面朝大海的住宿、所有人一起愜意聊天的氛圍……都是我曾經沒有過的經歷，能體驗到與眾不同的文化和景觀，是很強的對比感。”巴厘占地面積約為2個中國香港，卻擁有近1萬座廟宇。為了參與朋友的婚禮，來自中國的小王在7月中旬來到巴厘。巴厘豐富的民俗、宗教以及亞文化活動讓畢業于人類學系的小王欣喜若狂，溫泉、山路、火山、植被等景觀也讓他這個云南人倍感鄉愁。但看到乞討、堆積的垃圾、兜售小商品的兒童等景象，和我聊起巴厘之行的小王還是不免嘀咕：“作為游客，自然容易被廟里的蓮花座、天上的風箏、舞者的眼神之類的催眠。但修廟的錢到底從哪里來，最終又去到了哪里？天堂之下，人間為何？”
巴厘島地標神鷹廣場神像，G20峰會在此處舉行。作為印度尼西亞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在過去二十年的時間里，巴厘島的貧困率從13%左右大幅降低到略高于 4%。但對于那些以該島為家的人們來說，所有這些快速發展都付出了代價。在這片人間天堂土生土長的安谷，終于恢復了三年前的忙碌。作為巴厘島一家旅行社的負責人，他現在每天的任務就是背著相機，記錄游客的旅行日常，并做成宣傳品放在Instagram等社交平臺上宣傳，吸引更多的人來巴厘島旅游。
要和安谷聊上天其實一點也不容易。“很困很困（ganduk-ganduk）。”旅途中，他總是在找機會睡覺休息。他肉眼可見的疲憊其來有自：旅行社業務之外，他也時常做兼職，項目包括做攝影師、做接送司機、賣保險和家政工。“只有這樣，我才有可能在一個月賺到6000到7000千盧比（約合人民幣3000到3500元）。”安谷說。
安谷能用簡單的英語跟我交流，也熟悉英國樂隊“酷玩”（Coldplay）、中國香港演員劉德華和港劇《天龍八部》等各國的流行文化。他其實是一名90后大學生，畢業于國際法和商業法專業。
“畢業后，我曾用我的專業知識為政府部門工作數年，但這份工作是合同工（contract）……我當時也做兼職，幫一個中國老板看雪糕車的攤。”安谷回憶道，“告別政府和雪糕車之后，我就在現在的旅行社工作，也快4年了。”
即使巴厘已是印尼旅游業最發達、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這里仍未能擺脫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有關組織報告中最常詬病印尼經濟的問題：低薪、過勞、不正規、不穩定……
安谷的教育程度已經算高，也一度有和政府正規部門打交道的機會。對更廣大受教育程度更低、地位更邊緣、工作更不正式的印尼勞動者而言，過勞、低薪和不穩定是常態。我在巴厘遇到的兩位摩的（ojek）司機都有白天的正職工作，比如經營炒飯小攤：從早上八點多賣到傍晚，再兼職開摩的至深夜，這樣的工作節奏也只能帶來每月約3000元人民幣的收入。“更多人一個月收入也就1000元到2000元。”安谷補充說。
在推銷巴厘島旅游的活動上，巴厘副省長佐科爾達希望有更多外國游客來努沙杜瓦體驗含有巴厘島文化特色的精品酒店。意為“兩個島嶼”的努沙杜瓦度假區坐落于巴厘島最南端，是政治強人、曾執掌印尼31年的前總統蘇哈托任內于上世紀70年代“欽定”開發的旅游項目。對普通巴厘人來說，努沙杜瓦的豪華酒店一晚住宿的價格，相當于他們半個月甚至是一個月的收入，而這樣的收入，或許要在兼職多份工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
巴厘省政府除了薪資低，勞動者的基本保障也有很多問題。我在巴厘島時正值宰牲節，是伊斯蘭教重要節日，也是印尼全體民眾的重要法定假期，但是為旅游部工作的穆斯林公務員朋友阿基（Aki）卻沒有放假。面對我的好奇，他解釋說，這些在工作日之外的工作并不能在假期之后換來調休，他也不會獲得額外的工資補貼。好就好在，阿基的薪資和合同都是固定的，每月約3500元人民幣。“因為我是公務員，我不怕被辭職。當然啦，我之所以放假還來工作，還不是‘為了群島，為了國家（untuk nusa, untuk bangsa）！’”阿基將職場壓力轉換成半認真的玩笑。
礙于生計，印尼人不得不勤奮工作，這也許打破了“懶惰土著的迷思”。小胡的一周支教讓她對此深有感觸：“我遇到的孩子們都非常純真和可愛，即使在我離開后還是和我保持了線上聯絡，給我們寫信、表演節目。他們這么聰明，如果接受到好的教育資源，一定能有好的前途。”
現實略顯蒼白。小胡提供支教服務的學校是一家普通的職業高中，開設有烹飪、電腦、英語、中文等課程。“老師的資源很多時候依靠一批批到來的支教團，如果沒有對應的老師，可能就開不了課，就會讓學生回家去幫父母干活。我離開后，他們的中文課又會斷兩周。”
教育層面只是印尼對外嚴重依賴的一個很小的側影，印尼官方數據顯示，巴厘島在酒店、酒吧、餐廳等設施建設方面嚴重依賴外資，約70%投資來源于外資，收益因此大多進了外資的腰包。巴厘人承擔了大量服務性工作，但收入水平并沒有質的改善。對于印尼的工作條件，包括大學畢業生、體力勞動者、公務員等在內的各行各業勞動者都難言滿意。疲倦的工作狀態，讓所謂的“自我升值”和總統佐科政府大力提倡的“人力素質升級”顯得頗為遙遠。
“天堂”之下
去年11月，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佐科政府在復雜的地緣政治局勢下盡可能成功地推動峰會達成共識，善于打造形象的佐科政府也順理成章地將這屆G20峰會描繪成“對外提高印尼國際地位”、“對內促進巴厘旅游業”。
但安谷坦言，他沒有從G20峰會中感受到太多給旅游業的紅利。盡管度過了疫情下最艱難的時期，安谷如今卻計劃著離開。“明年，我將前往馬爾代夫，做酒店清潔工，一共兩年。這將是我待遇最好的一份工作。”
另一位巴厘朋友、“朋克”音樂家、社會活動者吉朗（Gilang）則抱怨說，G20峰會讓很多地方和社區活動被叫停。
吉朗與其社會團體“登巴薩集體”共同創作的環保主題繪畫。阿玉·馬蒂尼對此解釋說，G20峰會等政府間活動的“品牌效應”是長期的過程。“品牌效應能否針對性地為有需要的民眾提供幫助、峰會為本地經濟帶來了多少好處，這些課題要‘多元理解’，涉及供應鏈、良性循環、社會福利、教育福利、健康福利等方方面面。”“巴厘島情侶遇害案”發生后，一位印尼旅游業內人士告訴我，命案的發生更多影響的是中國游客在巴厘團體游的信心，對個人游客影響似乎不大。另一位巴厘某五星級酒店的安保負責人戈杜德（Ketut）則表示，5月命案發生后該酒店入住情況未有顯著變化，也沒有遇到顧客為此取消訂單。
不過，更令人詫異的是，大部分巴厘朋友在被問及這一在中國國內廣為人知的案件時都大感驚訝，表示對此一無所知。而面對中國民眾在印尼調查報告中關于兩名死者“互殺與自殺”結論的困惑和疑問，一些巴厘朋友很能理解這些情緒。
這也是巴厘島社會折疊的體現：問題不僅在于貧富差距，也來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們組成的一個又一個的“社群泡泡（Social bubble）”。巴厘一直以來都有著大量來自西方國家的游客，本地關于“bule”（發音為“不累”，印尼人用該詞指代西方白人，意思類似“老外”）的笑話層出不窮。俄烏沖突全面爆發后，許多來自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游客抵達巴厘島，有關逾期滯留、文化沖突、不尊重印度教等丑聞的報道越來越多。
除此之外，數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廣、“加密貨幣”圈子的擴大，也讓巴厘島上自成一體的外國居民人數激增。巴厘省省長瓦揚·克斯特（I Wayan Koster）甚至為此直言不諱地斥責說，這些游客欺騙了善良的巴厘人民的感情，巴厘必須采取措施，“避免淪為廉價的大眾旅游目的地”。
在各種各樣的“老外”之外，媒體報道很少關注巴厘本地人的生活。對一些本地人來說，疫情反而創造了認識腳下土地的契機。“酒店餐廳，許多都是半價！到處都是優惠，我可以去吃飯和游泳，就像自己是在家鄉中的游客。”剛剛讀大學的薩布麗娜（Sabrina）是遷徙到巴厘的爪哇人與婆羅洲人的后代，在巴厘出生和長大。疫情期間，巴厘旅游業和經濟受重創，但當地人信奉的宗教儀式并未停下，本地人自己的活動也在持續推進中。薩布麗娜回憶說，“老外”少了之后，巴厘人反而可以更自由地探索自己所來自的這一島嶼。
我與詩哇和薩布麗娜是在巴厘島一年一度的“紋身博覽會”（Bali Tattoo Expo）上遇到的。當時，卻不是為了紋身，他們參與這場活動也不只是為了賺錢和游樂。在博覽會上，兩位女生朋友正幫助吉朗運營攤位。吉朗為巴厘島從2010年持續至今的“反填海（TOLAK REKLAMASI）”“反填海”（TOLAK REKLAMASI）社會運動繪制了許多宣傳海報。巴厘島快速發展的旅游業背后，對環境的犧牲更是顯而易見。填海項目這樣的大規模旅游開發項目威脅著該島的文化和土地。
最明顯的是水危機的發生。據Vice報道，島上400條河流中有一半以上已經干涸。近年來，位于島內深處的布延湖水位下降了約3.5米，咸水滲入巴厘島淡水來源的含水層，最遠可達內陸一公里。原因是島上的酒店對地下水的大量抽取和使用。酒店和別墅每天從地下抽取多達3000升水。這些都不是用來喝的。與東南亞不少地區一樣，巴厘島的水不可安全飲用。那么所有這些水都被用來做什么呢？據專家稱，洗衣和過度淋浴。
“旅游業發展得越多，地下水位下降得就越多。”IDEP 的發言人朱倫·戈拉布雷 (Julen Golabre) 解釋道。IDEP是一個非政府組織，負責監測巴厘島“即將發生的水危機”。“這就是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當我們出于自身利益而消耗公共資源時，最終導致我們自己的滅亡。”
除此之外還有旅游業產生的垃圾。巴厘島沒有一個全島范圍的系統來處理所有垃圾，這意味著有11000噸的垃圾閑置在街道上的某些地方。一旦雨季到來，這大量的生活垃圾就會被沖入河流和海洋。
吉朗在集市活動上展示的朋克風格顯著的迷你雜志。所有這些都推動著“反填海”運動的發展。吉朗將收藏的舊唱片、自己廠牌出版的音樂作品、“DIY”印刷的迷你雜志（zine）拿到攤位上售賣，活動收入用于補貼租用平日活動空間的經費；他同時開辦制作木刻版畫、印刷迷你雜志的工作坊，試圖讓更多人接觸到朋克理念。巴厘島的“反填海”（TOLAK REKLAMASI）社會運動從2010年持續至今。據環保新聞網站“蒙加貝”（Mongabay）報道，在被認為去政治化的巴厘島，這場“反填海”社會運動卻動員到了許多民眾。中央政府主導的填海計劃被認為會危及在印度教社群中地位重要的貝諾阿灣（Benoa Bay）的生態，因此引起了許多民眾不滿，就連省長瓦揚·克斯特本人都曾于2018年到現場加入民眾的抗議活動。
但據印度調查媒體The Wire報道，盡管貝諾阿灣獲得了“保護地”的地位，有關的開發許可也已過期，但有開發商在疫情期間嘗試利用法律漏洞推動項目發展，有關計劃甚至得到了巴厘島地方立法機構的支持。
美國UCLA歷史系教授杰弗里·魯濱遜（Geoffrey Robinson）在研究巴厘歷史時發現，殖民宗主國、研究者、當權者和論者似乎總是將巴厘看做超脫于歷史、社會、政治、沖突之外的例外，建構出一份獨屬于巴厘的和諧和美好。杰弗里·魯濱遜在其有關巴厘政治暴力問題的著作《天堂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Paradise）中分析稱，以某種“東方主義”的形象塑造巴厘，有助于荷蘭殖民當局壓制巴厘的反對情緒，以維持秩序。然而實際上，在推翻荷蘭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巴厘島曾陷入深刻的政治對立。在1965年至1966年印尼發生的“930事件”中，巴厘島也是針對以原住民族為主的左翼人士暴力行為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旅游天堂”所展現給世人的和諧美好之下，硬幣的另一面始終存在，在可見的將來，巴厘島也仍將在層層疊疊的各種問題中尋找平衡。在吉朗制作的一本小冊子中，他引述巴厘布魯斯音樂人馬德·馬烏特（Made Mawut）的話說：“旅客沒有什么錯，所有人都想要度假。問題在于他們（掌權者）將投資者的貪婪和所有東西摻在一起，貪婪會嘗試吞噬一切，這才讓事情變得糟糕。
在神猴公園舉行的火葬儀式。與安谷告別時，恰逢巴厘定期舉行的印度教集體火葬儀式（Ngaben）。與大多數巴厘同胞類似，安谷聊起民俗文化總是眉飛色舞。但關于集體火葬能節省家庭開支的緣由、將死者頭顱焚燒的程序和儀式等內容，我都記不太清了。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安谷告訴我，巴厘太好了，沒有哪個巴厘人想要離開家出遠門。“如果我們離開了，我們最后一定會回來。我也一定會回家。”
（實習生丁俏力對本文亦有貢獻，阿基、安谷、小胡、小王是化名，圖片均由作者所攝）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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